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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访谈
日期:2019-01-15 13:18:06    大小:【】【】【

本次采访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

 

人物简介:李黎(1956年11月—),吉林长春人,美中基金会创会主席、世界华语诗歌联盟创始人和联席主席、北京美在其中文化发展公司法人、总裁。1978-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1982-1985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研究生。1985年秋被特聘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主授诗歌美学。1986年秋赴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深造。1992年与十二位美中两国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创立美中基金会(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undation)。

 

1975-1985:从草原骑手到校园诗人

1975年夏天,我从沈阳中学毕业,与二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自愿报名赴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插队,当过生产队长和创业队指导员,春耕、夏锄、秋收、打草、骑马放牧、科学种田,这些我全都干过,而且也是干得很有声色。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写诗,高中毕业去草原之前在当地报纸发表了整版的长诗《朝阳初升》,当时我们知识青年创业队二十多人应邀一起到辽宁电视台诗朗诵,我领诵。1975年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我第一次进直播间朗诵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诗歌。之后,诗歌伴随我三年草原知识青年的生活,给了我无限激情和动力,也许正是因为有诗歌的陪伴,我到今天也一直保有生命的朝气与锐气。

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号召大家上大学,为实现四化而读书,1978年,我以第一志愿、当地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我父亲原来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新中国第一本《文学概论》的作者,他告诉我:学文科就上人民大学,因为人大的理论是全国最突出的,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人大特别重视基础理论教育。

我刚上大学时,由于历史原因,人大的图书馆和教学楼等等仍被二炮部队占有。学校当时没有教学楼,都在后面的平房上课,取暖烧的也是蜂窝煤,包括阅览室都是生的炉子。但是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求学的热情,因为同学们大部分是从基层来的,所以也不觉得苦,反而非常珍惜在学校的日子,很多同学都感觉是苦尽甜来,现在终于有书读了,很幸福!大学时我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就叫做《给大阅览室的歌》,用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在校园里见到过很多著名的领导与教授,像我们老校长成仿吾、后来的校长黄达、著名的经济学家徐禾、中文系系主任河洛等等,人大复校之后,他们都从全国各地重回人大,因为文革时期人大被分得四分五裂,一些老师散落在全国各地。大家都是一腔热血、一股激情,从学校领导到老师、到同学们,大家都铆足了一股劲要把人大办得更好,真正为国家的重新振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扎扎实实的贡献,当时从上到下都是这么一种普遍的心理。

人大中文系设置了许多特色课程,像诗歌评论写作、电影评论写作、小说评论写作和戏剧评论写作等等,由专门的老师负责教授,而一般的学校都没有设置这些具体门类的评论写作课的。我有幸成为诗歌评论课周宏兴老师的课代表。在我们中文系七八班里,我在诗歌方面还是很突出的,尤其大三那年,我参加了当时著名的朦胧诗的论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朦胧诗”与“一代人”——兼与艾青商榷》的长篇论文,这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诗刊》、《新华文摘》纷纷转载,引起了全国热烈的讨论,最后这篇文章也随着论战一起载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让我引以为荣,因为毕竟是为我们这代人发出了应该发出的声音。

当时,除了读世界名著外,我还读了很多哲学、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像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这些我都读得相当多,因为当时思想界文化界非常活跃,古今中外的很多理论都为大家所讨论和思考。我又比较有幸地在本科期间就结识了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李泽厚先生,他后来被称为青年一代的哲学领袖、美学灵魂和青年导师。我和我的同窗舍友袁济喜、管士光经常去他家里拜访,聊得很愉快。李泽厚先生让我们多读一些哲学的东西,以培养我们的思辨能力,这对我们搞文学艺术评论非常有帮助,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建立非常宏观的理论框架,又训练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在思考时能够有思辨的广度与深度。我在人大课上课下所得到的理论方面的素质培养是非常突出的,引发了我极为强烈的理论兴趣,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继续在人大中文系攻读文艺理论方向的研究生,师从郑国铨教授,尽管那时候愿意继续读研究生的学生并不多。研究生阶段,我非常系统地研究了从古至今的诗学、诗论、诗品、画品,等等。人大中文系在这方面确实特别突出,在全国也应该是独树一帜的,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撑起了这片天地,像郑国铨老师、陆贵山老师、蔡忠祥老师、黄葆真老师、陈复望老师等。虽然后来我在美国的杜克大学就读过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在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里受益匪浅,因为中国的诗学是相当完善与先进的,毕竟我们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这些几千年丰厚的诗歌发展成果作为基础,因此孕育了深邃、精彩、极有价值的诗学理论。

 

1985-1986:加盟北大、出国深造:就读于当代大师门下

人大研究生毕业时学校已内定我留校了,但北大中文系也非常希望我去他们那里,尤其是系主任严家炎教授与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教授等。因为我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当时人大和北大两校为了争取我还进行了一场拉锯,各方都做了不少工作和努力,最后我以避免近亲繁殖为由得到了人大校领导的同意和支持,最后如愿去了北大。在北大中文系,我开设了“诗歌美学”这门课,成为北大校史上第一位开设这门课的学者。巧的是,我到北大才半年,就结识了我后来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F·杰姆逊教授,他是一位世界级著名的文化理论学者: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旗手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领军人物。当时北大比较文学系和国政系请他来北大作访问教授,讲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门课。我们因缘相识,他对我非常赏识,我们就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包括对朦胧诗、对北岛、杨炼、舒婷等,经常与我聊这些议题。他主动邀请我去美国杜克大学深造。杜克大学的文学系是全美国最好的,而杰姆逊教授是文学系的系主任与掌门人。客观地说,我当时在北大还没待够呢!但是杜克给我的录取条件太优越了,让人很难拒绝:免托福、免GRE,四年全额奖学金,奖学金是一年12月全额,非常优厚。这样我在北大才一年就去美国杜克大学深造了。

我在杜克大学的专业是文化批评理论,它开阔了我的国际视野,使我能站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看清它在整个世界或者说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所处的位置。这种差异化使我们能更加清楚和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化,既不是盲目自夸,也不是妄自菲薄。我现在能够创立世界华语诗歌联盟,推进华语诗歌在21世纪的全球振兴,也是因为我在美国深耕几十年,具备比较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这要非常感谢杜克大学和我的导师。另外,在杜克期间,大家推选我出任中国学生与学者联谊会主席,有机会结识了不少中美各界精英以及政要,这又为后来我参与创建美中基金会打下了基础。在美国留学的前三年,我每年暑期都开车去各名校访问研修,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多所加州大学,等等,

从未把时间花在打工挣外快上,更加扩大了我的朋友圈。

 

1992-2018:创办美中基金会,致力中美文化交流

我在美求学深造的后期,就已经开始酝酿创建美中基金会的事了。因为杜克大学既是尼克松总统的母校,也是宋庆龄、宋美龄的父亲查理·宋(宋耀如)的母校,查理·宋是我们学校校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学生,这使杜克大学与中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美中两国很多的名人都与杜克大学有关系。当时美中建交刚刚几年,双边关系相对薄弱,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间机构来做两国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方面的工作。当时一帮美国人,包括我导师、杜克大学的教务长、校长等等,都特别支持这个想法,觉得这个机构如果能建在杜克大学,那将是杜克大学的一种荣幸,而且杜克大学确实有这种担当精神,这是杜克大学的传统。

1992年美中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我也从北卡州搬到了纽约地区。于是,美中基金会的总部也就设在了纽约。此后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美中基金会工作,现在仍然是美中基金会主席,我相信这也是我要终身为之服务的机构。美中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促进中美两国的民间交流,因为政府间的行为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短期的利益和利害冲突,这个时候需要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使两国人民的长期友情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短期行为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要担当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我们定期召开美中论坛,使中美两国人民基于长期友好的基础之上来探讨两国文化、教育、科技、环保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也经常请美国的一些学者到中国访问,比如请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来中国长达十多天的专访,他们当时说要采访一个中国的大学,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中国人民大学,并专访了程天权书记。另外我们做了很多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的工作,像举办非常高端的美中教育论坛,由美国前总统布什做主讲嘉宾,以及中美友谊交响音乐会和各种各样的演出,我们也请过中国的小艺术家到美国著名的林肯中心与美国的青少年做跨越世纪的交流演出等等。仅在我们人民大学就有若干次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当然也有在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中山音乐堂、北京音乐厅、世纪剧院、广州大剧院、上海音乐厅、辽宁大剧院、北大百年讲堂,以及华盛顿、哈佛大学音乐厅、拉斯维加斯剧院、休斯顿大学等等。

2015年秋,我发起创办了世界华语诗歌联盟,通过互联网把全球华语诗歌的从业者与爱好者整合在一起,并独立出品了中外历史上第一个大型诗歌音乐舞蹈诗史“诗韵中华”,我是其总创意、总策划以及总编导。在江苏镇江举办的首届世界华语诗歌大会,44个国家来了三百多嘉宾,开幕式多达1200多人,国家领导人也都有出席,开幕式晚会就是“诗韵中华”的首演。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五四新诗、毛泽东的诗词、当代诗人舒婷的诗歌,以及我创作的作品《跨越太平洋》等等,二十多个节目一气呵成,中间不用主持人,通过朗诵、吟诵、器乐、声乐、舞蹈、书法、绘画、以及声光电的意境舞台,有效还原了中国诗歌中的审美意境,把诗歌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了舞台艺术。讲到这里,我必须要感谢母校对我的支持,因为有校领导程天权书记、靳诺书记的大力支持,2016年4月10号,继2015年11月江苏首演后, 在北京 “诗韵中华”率先在人民大学明德堂正式上演, 非常成功!

人大也是“诗韵中华”全国巡演的第一所高校,后来又在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等等高校,以及人大附中、中关村三小等大中小学先后上演。后又走进北美,在洛杉矶、旧金山公演,现在已经演了几十场了,包括上海、深圳、海南、长春、安徽、内蒙古等等,成为中国独树一帜的一个原创的诗歌文化品牌。作为总创意、总撰稿和总编导,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与影响力的文创项目,尤其是最近读到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觉得“诗韵中华”所彰显的是完全一致的文化理念。因此,我相信“诗韵中华”今后会越做越好、越做越精彩、越做越有影响力。

 

人生信条:追求卓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是一个追求创新、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人,也一直是一个思想上趋新的人,尤其是经历过上山下乡,文化论争,海外留学,国际NGO创建等实践,与中美两国政界、商界、学界领袖人物的广泛接触,包括与美国前总统布什、卡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希拉里直接对话交流,等等,这些都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同时,我已经习惯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些有独创性的事情,这个跟我一直追求诗歌和艺术创新颇有关系,因为诗歌也好,艺术也好,最讲究独创性,没有独创性,艺术就没有灵魂;一个文学艺术作品如果没有独创性,没有个性,那它的诞生就是死亡。因此,我崇尚独创,并追求卓越与完美。当然,这很具有挑战性:如何能把一件事情做的完美和卓越,这不仅要有智慧,要有创新和创意能力,而且还要有实战经验,有毅力、有韧性,并有足够的长期积淀。我杜克的同学告诉我,有一次杰姆逊教授当着很多人的面赞誉我说:“李黎能做成他想做的任何一件事”。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点,这令我在美国的导师杰姆逊教授也时常感叹,他说我们这批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具备很强的理论锋芒、思辨精神之外,就是在现实中有行动的能力、善于手脑并用,在现实中能够运斤成风,把事情做成,而不像一般学者,只会纸上谈兵。

其实,当你能够树起一面事业的旗帜,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时候,大家都会支持你。比如我的人大校友:新闻系的鲁晓晨、谢一宁、许群;法律系的徐健、邱贵生;农经系的孙明、焦然;财经各系的李山泉、李振宁、卢映川、 廖子彬;哲学系的庞元正、彭和平、周文彰、郑文川;以及我们中文系袁济喜、管士光、周炳成、石伟波、林晨、甘学军、马军骧、郭锦玲,等等,都给过我宝贵的支持。

我乐于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现实中去实现理论的价值、真理的价值。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乐于做有吸引力、有挑战性的工作。不管是美金基金会、世界华语诗歌联盟、还是北京美在其中文化发展公司,都是我本人的创意,即:运用自己的才智去开拓、创作、创新,做自己喜欢,同时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说到美在其中文化发展公司,当时我们在北京东城区注册公司的时候,工商局的专业人士看到这个名字就笑了,他说你这个名太好了,又有美国又有中国,又有审美与文化,一语多关,好!这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创意!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们这个机构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在中美之间做审美的文化,我们的宗旨是“引领二十一世纪的审美文化”,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去跟那些三俗的商业文化对峙,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几十年过去了,我从这几十年中感悟到,人生也好,事业也好,一定要把理论和实践融合在一起,我进行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同时我的执行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自己独创的诗歌文化产业现在做得很有起色、尤其是前景非常看好。此外,审美文化产业也是在践行我们的哲学理念,美学精神,与诗学追求,即:把我们自己的或我们认同的哲学、美学、诗学的理论付诸实践,使它们在现实中产生价值,发挥作用,这之于学术研究无疑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有效的实践才是理论的价值所在。

 

对母校的寄语

人大复校的四十年,恰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真是太有意义了!中国这四十年的变化是历史性的、跨越性的。我举一个小例子,我出国之前听过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冯其庸的一个演讲,那是1985年,他讲他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讲学的经历,当时他主要讲到就是美国现代化的生活,像美国大学教授是怎样的生活条件,美国的学者与博士生又是开的什么车、住的什么样的房子,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等等……,如同在叙述红楼梦里的故事一样,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像冯教授这么一个大学者,他讲的却全部都是美国日常的物质生活,如何发达,如何先进,如何现代化,全然没有一点学术的内容。当然,他讲的很真实,显现出冯教授的首次美国之行对他震撼之强烈。当时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上差距确实非非常大。 但是现在就物质生活水平来说,美中之间的差异可以说非常小了,有的方面中国甚至超过了美国,比如高铁、移动通讯、互联网商业等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发展是巨大的,这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在一些软实力方面,在国民素质方面,我们跟欧美等国尚有差距,比如像垃圾分类处理的意识,社会公德,以及在体现国民素质方面。这些需要从政府到民间、全社会和全方位的关注,因为说到底,人的现代化是物质生活现代化的终极目地,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具体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日益凸现,而我们人大学子,身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更当勇做表率,有所作为。我希望人大人能够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高瞻远瞩,既要做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人,也要勇做二十一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开拓者,即在先人们的文化遗产中有所创新,融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和智慧,并传给下一代。我觉得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是说我们简单地把老祖宗交予我们的遗产传下去就行了,而且要加入到“传统”中去,并也要成为经典。我们这一代人最后能交给历史、交给后人的,不应仅仅是互联网与高科技,在思想文化上我们也应该有独创的东西传承下去,要成为有思想、有理想、有信念、有情怀、并且有创造精神的一代人,能站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至高点上,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独特贡献,也就是说,要于传承中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要避免像当下的某些人那样动辄怨天尤人,只会抱怨发牢骚。

要勇于和善于融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乃至人类智慧中去,成为世界新文化的开拓者与创造者,这是我对我们学弟学妹由衷的期待。一定要有这种高屋建瓴的情怀和这样的担当精神,这样,人活着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在给人大学子演讲的时候,好多学师弟师妹们问我,李黎老师,我们下一步要面临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找工作,找什么样工作?是继续从事我们自己的专业,还是改行去做金融、房地产、或法律?我总是跟他们说,这第一要看你的专长兴趣,第二要看社会的需求。我们在读大学的时,谈自我设计经常说的四句话是第一要看社会需要,社会需不需要就表征有没有市场;第二就是现实可能,现实是不是可行,有些东西现实是不可行的;第三是少有人搞,避免一拥而上,就是说要有你自己的优势、有独创与原创性;第四就是我就能搞。我觉得这四句话今天仍然很有价值——社会需要、现实可能、少有人搞、我就能搞,只要能够活学活用地掌握这四个原则,而不是机械、僵硬地套用,那么不论是你未来的择业、你未来的发展,还是你自己的生活,肯定都会是有前途的、有幸福感的,因为你能在这个社会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并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当下这个无限机遇的二十一世纪,一个年轻人,如果能给自己定位好,你就能生活、成长、与发展的很好。这就是我要对学弟学妹们说的从做人立志、到做学问、到发展事业的一个期望。

路就在脚下,选择即人生。应该记住:这个世界上能阻止你成功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自己。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立志高远,开拓重新,不负母校,不负今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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